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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说法｜江歌母亲诉刘鑫案将再开庭！泄露遗照，这种行为违法吗？******

　　文/赵斌

　　近日，江歌母亲江秋莲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说，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江歌遗体局部照片，让她这个失独的“白发人”再次备受煎熬。

　　死者遗体照片是谁发布的？这么做是否违法、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网上发布遗体照片是侮辱尸体吗？

　　2016年，留学日本的江歌在自己东京住所的门口，被好友刘鑫(现已改名刘暖曦)的前男友陈世峰杀害，年仅24岁。2017年12月20日，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江秋莲一直没有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她认为刘鑫是有责任的。2019年10月，江秋莲以生命权侵权为由对刘鑫提起诉讼，并索赔两百余万元。

　　2022年1月10日，青岛市城阳区法院对江歌之母江秋莲起诉刘鑫生命权纠纷案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判决刘鑫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精神抚慰金20万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随后刘鑫提出上诉，2022年2月16日，二审一次开庭；2022年11月22日，江母诉刘鑫案二审将第二次开庭。

　　据江秋莲说，她于11月9日发现亡女江歌遗体手部照片在网络流传，目的是分析伤痕，以求证明她向公众撒谎。已逝去6年的独生女遗体照片在网上肆意传播，作为母亲，她备受刺激和折磨。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照片被谁泄露，但江秋莲认为，这些照片源自案卷中内容，在两国法院庭审过程中都没有向公众公示过。她已就此事向警方报案。

　　刑事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法律系教授、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肖怡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认为，对于民事案件卷宗内容适用一般性保密规定，不像刑事案一样有严格的保密限制。民事案件的证据一般不是通过侦查机关侦破取得，由律师调查取得或者由当事人提供。但如果涉及泄露国家机密、商业机密以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行为也将会有刑事法律风险。

　　在网上发布遗体照片是否有对死者不敬、甚至侮辱的嫌疑？

　　肖怡认为，侮辱尸体、尸骨、骨灰罪，构成要件要求犯罪对象只能是尸体、尸骨、骨灰，不能扩大解释为尸体的照片，即使非法公布尸体照片也不构成此罪，如果将犯罪对象扩大解释到照片的程度将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如果未经允许公开或披露案卷中涉及的相关内容，造成了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受到侵害的，涉嫌构成民事侵权，死者的近亲属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主张权利。

　　网暴究竟如何认定？

　　江秋莲说，除了这些照片，她还有证据证明刘暖曦一方操纵网络水军，对江歌和她进行污蔑、诽谤和攻击，各种网暴甚至连她的代理律师也不放过。

　　江秋莲也表示，她向网络平台投诉后，刘暖曦的相关账号已经被封禁或禁言，但还有相关疑似“水军”的账号依然存在，她正在一步步投诉中。

　　但是，作为一个可以表达观点的公共平台，网络上有人对某些事情观点不一致在所难免，未必一定就是“水军”。

　　对此江秋莲认为，有的“水军”一个人就有6个账号，难以相信这是普通网友。还有人为规避法律风险在攻击她时并不指名道姓，但评论区里却都知道说的是谁。她已就相关证据做了有效取证，认为可以指向有人组织、操纵“水军”对江歌和她以及代理律师实施网络暴力的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认为，发布推广虚假信息，操纵、利用“水军”的手段本身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果谣言给当事人造成损害，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另外一方面，平台也有义务识别、治理和打击“水军”。

　　就网络暴力而言，刘晓春认为，治理网络暴力是现在的一个新问题，因为评论和观点表达是正常的网络行为，评论与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正常评论与网络暴力之间的边界目前还难以形成清晰界定标准。目前监管机关和平台都在探索以预防为主要目标的创新手段，并且已经产生较为明显的积极效果。

　　网络暴力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可能触碰犯罪红线？有没有可能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

　　肖怡认为，侮辱罪和诽谤罪是两个不同的罪名。侮辱罪是指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侮辱行为必须公然进行，即在第三者或众人在场的情况下，或者能够使第三人或其他不特定的人听到、看到的方式进行侮辱；诽谤罪的构成则强调故意捏造事实并散布，情节严重的行为。所以，如果故意发布不属实、虚构的信息，更符合诽谤罪。司法解释认为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的，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

　　如果是有组织地去“诽谤”，可以适用“共犯”理论，根据实际参与行为的分工，无论是实行、帮助，还是教唆都可能面临承担相应的刑事风险。诽谤罪属于亲告罪，一般情况下是自诉，也就是需要被害人去法院起诉。对于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诽谤，被害人提供证据困难的，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提供协助。

　　国是直通车就江秋莲等提出的一些疑问，与以刘暖曦名义向国是君发送过民事上诉状等文件的微信账号联系核实，未获任何回应；与刘暖曦代理律师联系，回应称“作为代理律师，什么都不能回应”。

检察公益诉讼将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呈现三个转型******

　　光明网讯（记者 李政葳）在近日举行的“2022啄木鸟数据治理论坛”上数字经济专场上，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个人信息安全年度报告（2022）》，从隐私政策、权限获取、SDK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的复制转移、个性化展示等方面，对150款App进行测评；另外，还对四个应用商店的App上架审核情况进行测评。

　　报告实测，App隐私政策透明度比去年有所提升，八成App得分超过及格线。但仍有三成App首次使用时收集非必要权限，近八成App超频率采集个人信息，不足一成App在15天内提供个人信息副本。

　　在论坛期间举办的“个人信息保护专场”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表示，检察公益诉讼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将有三个转型：一是推动个人信息数据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转型，明确将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纳入公共安全体系，实行更加严密的保护；二是从惩治个人信息犯罪向督促履行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转型，监督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三是从重点加强对特定群体的特别保护向全面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转型，贯彻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加强对公民权利司法保护。

　　腾讯研究院首席数据法律政策专家王融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一年以来，行业合规水平有了显著提升。比如，合规理念的全面树立，从法务人员到一线产品经理，均将个保合规工作置于首位；用户感知的全面改善，从隐私政策、信息清单到知情同意选择，面向用户更加透明；技术能力的全面加强，用技术为隐私合规工作赋能成为趋势。

　　App是否可能通过技术“暗箱操作”，非法获取用户个人信息？北京汉华飞天信安科技总经理彭根对App合规中常受关注的存储、关联启动和后台获取三个技术点进行了剖析。

　　他举例说，App存储数据并不一定需要存储权限，若要对其他App的目录进行写入、删除等操作，则还需用户二次确认。用户只需做到简单一步——使用新版本的操作系统，就能基本保证App个人信息安全。他建议，开发者坚持告知与行为一致的原则，用更好的服务而不是技术来提高用户“保活率”。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提到，我国对App治理非常重视，从2019年起每年都在持续开展专项行动。“随着我们App合规工作提升情况，监管方向也有所优化和调整。”何延哲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